天津画院津派美术研究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26-02-09 20:29:01 丨 浏览次数：

　　2025年6月25日，天津画院津派美术研究研讨会在天津现代美术馆举行。此次会议以“津派美术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为主题，深入探讨了津派美术的学术内涵、历史脉络、时代价值及其在新时代的传承创新路径。

　　天津画院党组书记孙伯虎，天津画院院长、天津市美协副主席范扬，中国美协原副主席、天津市美协主席王书平，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天津市美协副主席、天津市文化艺术商会会长李毅峰，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杨惠东，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天津市美协副主席、宝坻书画院院长孟庆占，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报社社长、执行总编辑，天津美院教授路洪明，中国海洋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画派研究分会副会长郭文伟，首都博物馆画院执行副院长、山水画创作部主任吕大江，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所长孙列，南开大学艺术与美学研究院副教授陈志峰，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直属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姜金军，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刘珺，以及天津画院全体在职画家等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由天津画院专职画家、理论研究室负责人孙飞主持。

　　与会人员围绕津派美术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探讨。讨论超越了本身概念层面，从历史溯源、理论构建、个案研究、发展策略、创作实践等多个角度切入。大家深入剖析了津派美术的起源、发展历程、核心艺术特征（如中西融合、兼容并蓄、关注现实、清新雅正）；梳理了津派美术代表性人物、艺术流派及重要贡献；探讨了津派美术与天津地域文化（如码头文化、寓公文化）、重大历史事件（如洋务运动）、时代变迁的深层联系；审视了津派美术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与价值；反思了当前津派美术研究存在的不足，积极建言献策，就如何深化史料研究、构建理论体系及拓展国际传播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整场研讨会气氛热烈、成果丰硕，为津派美术未来发展和研究方向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

　　孙伯虎表示，津派美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津沽大地深厚土壤中绽放的绚丽之花，承载着天津600余年的历史文脉与艺术精神。它绝非一个简单的地域标签，而是具有清晰学术传承和鲜明美学特质的艺术体系。从杨柳青年画的民俗智慧与生活气息，到水上画派的锐意探索与笔墨革新，再到近代“津门八老”所达到的学术高峰，都是津派美术的价值体现。在当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中，津派美术肩负着彰显文化自信、塑造城市精神、丰富人民生活的时代使命。

　　范扬在研讨会上强调了津派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表示，天津画院承担着推动这一进程的使命。津派美术不仅承载了天津的历史文化特色，也反映了多代艺术家的努力与智慧。面对当前文化多元交融、艺术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天津画院采取“创作先行、研究跟进、组织聚力”的策略，致力于构建津派美术理论研究体系，并通过学术展览和创作实践强化其艺术表达。同时，天津画院还努力将分散的研究资源整合为推动津派美术发展的核心动力，促进传统绘画与现代创新的融合，建立面向青年艺术家的传承培养机制。本次会议对激活津派美术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特殊意义，它提供了一个高端平台，促进了创作与理论的对话交流，打破了两者间的壁垒。此外，会议聚焦津派美术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为未来的学术规划、人才的培养及展览的策划提供了宝贵的决策依据。他呼吁出席此次研讨会的全体同人共同努力，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的精神，让津派美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孙飞指出，“派”的本意为水系，如左思在《吴都赋》中曾言：“百川派别，归海而会。”“派”就是指系统的分别。“流派”是一个文艺史写作的后置话语，用以区别不同绘画集群的系统学理或风格特征。在艺术史上，往往一个艺术流派除却艺术集群学理的趋同风格之外，更与地缘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故而可以按地域将近现代美术区别为“海派”“岭南”“金陵”“长安”“京津”等流派。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我们不得不细化流派内部的谱系，从而更为精确地发掘系统内部的不同。比如，京津虽古来声气相通，但天津有无独立于北京之外的艺术谱系？近现代京津城市形态和社会文化的不同究竟如何影响美术生态与创作，从而产生出怎样的风格分野？从中或许能找到中国美术从“旧形态”向“现当代”转型过程中的历史规律，这是深入研究津派美术的意义所在。津派美术的研究应当向深层次延伸，而不只停留于诸如艺术个案或掌故的历史钩沉。同时，孙飞表示，对于这次会议，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画院党组也给予高度重视，希望对津派美术的深化研究能开启一个良好的开端。津派美术的研究与创作，是建设天津“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现代化文化需求，也是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的切实需要与具体体现。天津画院也期待与各位专家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合作。

　　王书平说，津派美术是天津地域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植根于津沽大地。历经了几百年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历史文脉与艺术精神。津派美术可以说是起源于明清的文人画，发轫于近代，兴盛于当代，以中西融合、南北贯通为特色，兼具地域性、民众性与开放性，成为我国近现代重要画派之一。从张兆祥、李叔同（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先驱）到刘奎龄、孙其峰等几代艺术家，津派美术在传承传统绘画精髓的同时，吸收了西方艺术与民间艺术的养分，推动了杨柳青年画、泥人张等非遗技艺的创新，展现了天津人的审美趣味与城市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津派美术紧跟时代步伐，通过周恩来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等红色文化主题创作，将革命文化融入艺术表达之中。进入新时代，天津美术工作者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理念，用多元绘画语言描绘城市变迁、弘扬城市文明，展现了天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风貌。当前，津派美术正通过丰富的展览与精品创作，凝聚城市精神，赋能文化发展，既保留历史记忆，又打造城市文化新名片，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天津故事贡献力量，彰显出中国精神的时代价值。

　　李毅峰提到，津派美术是中国近现代地域艺术的重要分支，起源于天津独特的文化土壤，其发展依托四大传承体系的交织融合。民间体系以张兆祥、刘奎龄、陈少梅等为代表，扎根本土，融汇中西技法。张兆祥承恽寿平没骨法并引入西洋写生；刘奎龄开创“刘派”风格，将传统院体画与西方水彩、解剖技法结合；陈少梅复兴北宗山水并形成清劲画风，奠定了津派关注现实、技艺精湛、勇于创新的基因。宫廷体系以溥佐、溥儒为核心，将皇家气韵与文人风骨注入津派美术中，溥佐以法度严谨、设色典雅提升了津门画坛的格调，溥儒的高古笔墨则深化了传统文脉，二者共同强化了津派美术对笔墨精髓的坚守。美院体系以孙其峰、张其翼、萧朗等为代表，通过系统化教学来融合传统与写生，提炼出“工写结合、形神兼备”的小写意风格，尤其在花鸟画领域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成为津派美术的中坚力量。画院体系则在新时代背景下会聚多元人才（如赵国经、何家英等），推动了主题创作与当代表达，在传承技法与格调的同时，拓展了语言的边界，催生了“新津派”的范式。民间体系提供活力和创新，宫廷体系注入格调和传统，美院体系系统化传承并辐射全国，画院体系则以开放姿态来探索当代的转型，津派美术在四大体系相互融合中，以扎实造型、清新雅正为内核，兼具本土生命力与文化高度。其兼容并蓄、守正出新的精神，持续推动着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

　　杨惠东指出，天津地域美术研究长期滞后，与浙江、安徽等省份存在明显差距。安徽美术馆对梅雪峰、梅纯一父子进行了抢救性研究，通过举办展览、出版文集和画集的方式，系统梳理了已故艺术家的创作脉络，填补了美术史的空白。相比之下，天津在津派美术研究中缺乏深入的个案挖掘和学术推广，导致这一概念未获外界的广泛认同。当前的天津美术研究多停留在追思会或座谈会层面，缺乏严谨的史料发掘、系统整理和学理分析，这与浙江等地自发形成的个案研究热潮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他还表示，天津画院启动的地域美术研究具有补救历史空白的迫切性。他认为，可以明确研究范围，上限为晚清（1840—1912），下限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重点梳理张兆祥等开派宗师的学术脉络。张兆祥作为津门花鸟画的奠基人之一，其年谱的编撰、诗文集的整理及作品收藏的状况研究亟待完善。此外，研究还应覆盖三个重点领域：一是杨柳青年画、泥人张等民间美术形式的系统性研究；二是民国年画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连环画的专题梳理；三是横向比较其他省份研究方法，构建天津自己的美术史学术支撑体系。他说，扎实的史料研究是构建天津美术史的核心基础。可以通过横向比较（如与浙江、安徽的个案研究对比）和纵向梳理（从晚清至1978年的历史脉络），填补空白、纠正偏见，推动津派美术从概念走向学术共识，进而提升天津地域文化的全国影响力。

　　孟庆占详细梳理了津派美术的形成与发展脉络。他表示，津派美术是天津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百余年的传承历史，以张兆祥、李叔同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画家奠定了中西合璧的艺术根基。清末民初，刘奎龄、陈少梅等第二代画家推动了画风发展，孙其峰、萧朗等第三代画家则进一步融合了传统与雅俗共赏之风。改革开放后，白庚延、霍春阳等第四代及后续年轻画家群体在传承中融入了学院派风格，形成了守正出新的创作格局。然而，相较于其他知名画派，津派美术影响力仍显不足，原因包括毗邻北京导致“津”概念模糊、政府宣传与品牌打造不足、缺乏系统研究机构及凝聚力。为此，他建议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政策支持，设立专门研究机构，组织全国巡展并出版学术成果；二是推动文化与产业融合，在文创、旅游等领域进行价值衍生与开发；三是加强媒体宣传，利用新媒体扩大传播；四是鼓励年轻画家深入生活，传承传统并创新。通过多方合力，提升津派美术的社会认知与城市文化影响力，彰显天津的城市文化气质。

　　路洪明分别从“三个关系”和“两个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津派美术的研究与发展。他表示，此次研讨会的举办非常有必要且恰逢其时。当下对津派美术进行研究意义重大，研究流派必须基于创作成果，像“金陵八家”“吴门四家”，都是基于当时艺术家的创作。此次研讨会旨在解决天津美术理论研究的薄弱问题。谈到天津美术，应该从“三个关系”“两个发展”入手，三个关系包括天津美术与天津文化的关系、天津美术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天津美术与时代变迁的关系。第一，天津美术与天津文化的关系是兼容并包的，而且是密切联系的。天津作为一座港口城市，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化交汇之地。这种开放性使得天津美术得以吸收不同地域、不同传统的艺术元素。在保留了中华传统精髓的同时，又展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例如，天津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使其成为南北文化、民间与精英文化交融的枢纽，这种多元化的文化土壤为天津美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第二，天津美术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形成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深远，而天津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城市，其美术也深受波及。19世纪末，洋务运动推动了西学东渐，天津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前沿阵地。在这一背景下，天津画家接触到了西方的绘画技法，如透视法、光影运用等，并将其融入传统的中国绘画中。中西合璧的尝试让天津画家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新的面貌。可以说，洋务运动为天津美术注入了一股现代化的活力，在传统的基础上迈出了创新的一步。第三，讨论天津美术与时代变迁的关系离不开晚清及民国时期。当时社会动荡，王公贵族、军阀、知识分子等各方人物来到天津避乱或定居。这些人带来了各自的文化背景和艺术喜好，对天津美术的生态产生了影响。此外，天津在1860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古今文化的交融，进一步塑造了天津的文化特质。而“两个发展”指的是天津美术在新中国的发展和新时代的发展。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以傅抱石为首的“江苏国画写生团”完成两万三千里写生等艺术运动的启发，天津的画家也积极参与写生实践，将艺术创作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与此同时，国家倡导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也推动了天津美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天津八老”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不仅体现了这一时期的艺术特色，还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这些作品如今已有定论，值得深入探讨。另一方面，进入新时代以来，天津美术展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年青一代的画家在继承前辈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现代元素，他们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作品往往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研究这些作品，不能仅仅关注艺术本身，还需结合创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艺术作品离不开人和时代，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天津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轨迹。

　　郭文伟提出了对津派美术研究的系统性思考与实践路径。他指出，津派美术应超越传统艺术流派的狭义认知，要从历史文脉、地域文化、技法理论等多维度进行深化研究，尤其强调地域文化基因与时代需求的结合。他提出五点建议：第一，在现有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单列“研究方向性要求”，明确客观性、原创性、系统性等原则；第二，关注非主流画家群体及作品，全面反映天津画坛的多样性与真实性；第三，将中国海洋画作为新画种纳入研究，结合天津临海、港口及九河下梢的地域特质，梳理其与津派各画科的渊源（如刘子久、孙其峰、焦俊华、白庚延等画家的关联），呼应21世纪海洋文化发展；第四，加强津派与其他画派的互动研究，分析天津包容性人文经济背景下画家群体的联动关系；第五，以当代文化大数据理念推动津派振兴，体现对艺术血脉的历史责任感。

　　吕大江从津派美术代表人物孙其峰、吕云所谈起，进而延伸至天津美院与津派美术的渊源。他表示，孙其峰作为天津美院教学体系的奠基者，对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倡将传统入室式教学与现代学院式教学相结合，通过临摹和写生两种途径来强化学生对中国画技巧的理解和掌握。吕云所作为承上启下的践行者，在继承与发展这一教学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吕云所的艺术以“太行”为主题，历经了几个发展阶段。1962年，《漳河畔》组画标志着第一阶段的开始，作品展现了太行山地区淳朴的生活风貌；第二阶段的“太行风情”系列作品，沿用传统笔墨来描绘太行山的风土人情；第三阶段的“律动系列”作品，则反映出他对东西方艺术碰撞的思考。最终，在“黑色太行系列”作品中，他找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艺术与西方美学的融合点，通过独特的石鼓形体造型和积墨法，表现出大自然深沉厚重的阳刚之气。后面的“写意太行”系列作品则更加强调笔墨的独立审美功能，追求自由挥洒的表现风格。吕大江表示，天津美院的教学体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传统阶段、传统与现实主义结合阶段、传统与现代主义精神融合阶段。孙其峰在教学中注重手头功夫的训练，并强调规律性与程式性的灵活运用，不仅限于花鸟画，还包括山水画、人物画等多个领域。他的方法论影响深远，使得中国画在保持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不断求新求变。天津美院的教学体系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发展的专业学术美术体系，为中国画的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孙列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天津红色题材山水画的创作沿革展开。他提出，天津红色题材山水画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早期探索阶段（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以陈少梅、刘子久为代表，通过题材革新与写生实践推动了传统山水画转型。陈少梅以《晨林石径》展现了笔墨程式的创新，刘子久则将地质勘察经验融入创作，如《为祖国寻找资源》以现代人物与山水的结合来强化叙事性，开启了“建设山水”的新风。红色立意与写生拓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王颂馀、孙克纲等画家进一步突破传统，融合西画透视与色彩，创作出《激流有声》《秦岭烟云》等作品，将宝成铁路、密云水库等现代元素融入山水，形成“红色山水”符号，画面兼具时代感与笔墨意趣。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天津山水画进入多元化融合期，王学仲以《革囊泅渡》融合了文人意趣与革命浪漫主义，孙克纲开创泼墨泼彩风格，白庚延、吕云所等则以黄河、太行山等母题构建雄浑图式，如《长龙秋色》等作品。这一时期的画家在承袭北宗山水基因的同时，注重写生与心性表达，形成天津山水画“意境营造与笔墨革新并重”的独特路径。整体而言，天津红色题材山水画在题材拓展、技法融合与风格探索中，既回应了时代需求，又延续了传统美学精神，成为新中国山水画变革的重要缩影。

　　陈志峰表示，津派花鸟画的技法、题材和审美范式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以《图像学视域下的津派花鸟画范式研究》为题进行了分析。第一，图像谱系范式建构，通过“题材—构图—符号”三级分类体系梳理题材演变与地域特色；第二，技法语言解析，运用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三层次分析法，解码工笔、写意等技法背后的文化符号（如刘奎龄中西融合的光影改造）；第三，文化隐喻与象征系统，结合天津民俗提炼花鸟组合、色彩等视觉符号，揭示地域文化基因与艺术表达的互动；第四，当代传承路径，通过AI技术构建视觉符号数据库、开发公共教育课程及跨界艺术合作，推动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他表示，该研究旨在构建“本体—文化—应用”闭环，既深化理论体系，又服务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实现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填补津派花鸟画系统性图像学研究的空白，为地域画派的研究提供新范式。

　　姜金军认为，津派美术的研究应该聚焦天津地域美术的发展脉络、画家群体及审美特质，要具有历史、学术与现实意义。他说，津派美术的发展可分为四大类型：民间类型以杨柳青年画和刘奎龄等民间画师为代表，体现群众基础；宫廷类型因天津与北京的特殊关系，融合贵气与洋气；学院类型依托天津美院等高校，培养多元人才；画院类型以天津画院为核心，会聚创作精英，推动主题性艺术实践。同时，他提到研究津派美术需要把握其文化特质：一是结合天津码头文化、寓公文化等多元背景，梳理张兆祥、陈少梅等代表性画家的个案；二是关注天津与北京、河北的文化关联，体现包容性；三是利用《醒俗画报》等历史期刊及当代美术期刊的学术资源；四是系统整合中国画、油画、连环画等画种，形成完整研究体系，并通过国家课题申报提升学术影响力。当前的研究需突破碎片化局限，以学术课题为依托，推动创作与理论并进，最终凝练津派美术的价值符号，助力其成为媲美“海派”“京派”的文化标识。

　　刘珺从天津工笔花鸟画的传承发展为切入点进行了发言。他表示，津派美术的命题由来已久，“津派国画”一词可追溯至清末，近几十年来又有“津派书画”“津门画派”等提法，听上去都比较民间。津派美术以天津工笔花鸟画为典型代表，其发展历程体现了兼容并蓄与地域文化交融的独特性。早期因“京津画派”概念模糊了天津特色，理论界通过系统梳理地域美术生态，逐步确立“津派”的独立地位。天津的工笔画传承脉络可追溯至明清壁画与画工技法，晚清后受西方文化冲击，李叔同、黄二南等留日画家推动中西融合，形成“中体西用”的创作理念。近现代画家如刘奎龄创“湿地丝毛”技法，张兆祥、张其翼等融合没骨法与写实主义，既保留传统笔墨精髓，又吸收透视、解剖等西方技法。当代津派工笔花鸟画在传承中探索创新，注重写生与生活气息，同时尝试与AI技术、艺术疗愈等跨学科融合。其核心精神在于立足传统、兼容多元，以“津味”文化为底色，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焕发活力。

　　2025年在天津画院召开的津派美术研究研讨会，标志着津派美术研究迈入了新阶段，未来将在体系化建构与国际传播中深化其影响力。